本篇内容主要讲礼乐制度，剖析礼乐文化的内涵，没有按全书通例使用季氏作为篇名，而是选用八佾，以之取其象而比其类，可见，《论语》作者在命篇名时既遵循一定规则又有所变通，而表达特别的用心。

《论语》全书在首篇以“学”立意之后，明确学问的方法和途径；次篇讲为政立德，确立指导思想；接下来的本篇，则重在礼乐制度，属于手段和措施，为政立德通过礼乐文化具体落实实施。这就已经见到了《论语》整体谋篇布局的大义。

另外，在第十六篇中才以季氏命篇，这种安排看似无意，却还有意，《论语》包括篇名在内的整体谋篇布局可谓法象天地，匠心独运。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礼乐文化，礼难道真的是违背人性的吗？礼最初创立的宗旨难道会果然如后世一样是用来束缚人性的吗？在儒学经典中，《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这就把礼和乐及其两者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了。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由父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故而，从一开始，人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且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必然是社会的人，没有人可以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然而，每一个人毕竟又都互不相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每个人在社会之中都需要有合适的位置，承当相应的责任，每个位置之上的人各安其位、各敬其业，这是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能够有条不紊运行的关键所在，处理这些关系，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人类也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所有方式中，最好的，还是礼乐文化的方式，《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乐文化是天文化人文的重要成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献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级表现形式，礼是实现道义的方法和途径，乐是调和人心与道义使之统一致和、升华人生境界的方法和手段，礼乐文化使人类以文化的方式超越物质的束缚，展现出人性之美，帮助人进入到仁的境界之中。

本篇以礼乐文化的堕落开篇，以韶、武结尾，唱千古木铎之音，意蕴深远悠长。

在对本篇的解读中，作者系统介绍了中国上古文化史，剖析了礼乐文化的由来和演进。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础，实验基础和数理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建立起了天人互动的宇宙模型体系，这一模型体系的最终成果就是《易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易经》的模型体系是阴阳五行模型与三才模型的集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法论基础就这样确立了下来，中华民族以此为依据，开始了他的伟大创造。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这一篇中，介绍了自己对结绳记事的研究成果以及结绳记事所记载的历史和他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使人们能够透过这些载体获得更多的历史文化资源。规与矩，是人类文化中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伏羲持矩、女娲持规的经典造型，吐露出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规测天圆，矩测地方，才是天圆地方观念的本有之义。也就是说，天度以角度来计算，地面以平方来称量。

古代帝王在天文成就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天文化人文的文化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天文以及研究天文的数理工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帝王授受合法性的依据，内圣外王的思想由此建立起来。大禹治水是人类文化成果对自然的成功应用，标志着人类对天道规律的成功认识和把握，经历其后的夏商周三代，人类活动的重点进入到社会管理领域，礼乐文化逐步的成熟起来。

礼兮、乐兮，观光电梯兮!君子乘之，提升人进入而享受至上的人文境界；小人恃之，徒为显扬己身兮，登高而蹦极兮。没有境界支撑，蹿得越高，可怜摔得越狠，惊险刺激的体验，自可驰骋快意，然而，这实在是有身体素质(人生境界)要求的。

孔子谓季氏①八佾②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③!”

①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这里是季平子。②八佾(yì)：佾，行列的意思。这里说的是古时祭祀时的舞蹈规格，一佾8人，八佾就是64人。据《周礼》对此的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按礼只能用四佾。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有几种解读，其一，容忍。季孙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礼，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这是孔子不满于鲁君不能裁制其大夫之僭肆。其二，忍心。季氏八佾舞于庭，上僭天子，近蔑鲁君，这种事情尚忍心做得出来，那么还有什么事能够不忍心做呢？这里指斥季氏。孰，什么，指事；另有说法，孰，训谁，指人不指事。

季孙氏无视自己大夫的身份，在他自己家庙的庭中竟然使用了八佾这种天子规格的舞乐，对这件事，孔子评价说：“这样的事，他都能够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他不能忍心去做的事呢!”

首章即摇鼓谴责季氏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行为。此中季氏，按旧注，平子、桓子、康子，都被提及过，但是按现有史料，可以确定是季平子。《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平子“将禘于襄公，万者二八，其众万于季氏。”引起鲁大夫对季平子的不满，这就非常接近于本章内容的背景。古注引《汉书·刘向传》，“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说季平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先有八佾舞于庭，后来终于做出了驱逐昭公这种事情来。孔子在季氏舞八佾于庭的时候，就指出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见孔子知微见著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也可见孔子所用“孰不可忍”的分量。

这里的万是舞的意思。古代舞者以八人一列称作佾，天子八佾之舞，是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因为周公对周朝的特殊贡献，周成王特别命鲁国君主在周公庙里世世用天子规格的礼乐来祭祀周公，所以，鲁在周公庙里祭祀周公能够按礼有八佾之舞，而其他群公之庙仍是六佾。

在鲁国，禘襄公之礼也是大礼，按制应用六佾，这一次，作为大夫的季平子主持对襄公的祭祀，竟然利用职务之便，将其中的四佾调到自己的庭中与自有的四佾合演八佾之舞，这样，在襄公祭祀的现场，六佾就只剩下了二佾了。所以，孔子这里痛斥的“八佾舞于庭”，不只是季氏在自己的庭中越礼地用了八佾之舞，更不可容忍的是他所享用的这八佾之舞的来源，自己本有的四佾之外，另外的四佾竟然是公然从祭祀襄公的六佾中抽调的，以至于使祭祀襄公的现场本应该有的六佾之舞就只剩下了二佾了，这种事情可以做得出来，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了，只是看他季氏的需要罢了。这里的庭，是堂下的院子，常作为舞者的舞台，观者则在堂上向下看，一般是边饮酒边观舞。

礼法制度规定如此之明确，而且运行数百年，例行不变，到末世时候，竟然被权臣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的僭越，所以，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所谓政策制度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而文武之道能否行之于世，则完全在人，我们不能够寄期望于制度是万能的。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圣人制礼作乐，是以天道规律为依据，礼乐文化是天文化人文的具体施为，礼乐文化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在礼乐的熏陶中复归于天道。礼乐文化的本质必然的是人类对天道规律的认识，即使现代社会习俗与生活方式的演进，也莫不如此。

下面，我们不妨花费一定的精力来重点演绎中国上古文化史，剖析礼乐文化的由来和演进，相信会有非常的意义。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对中国文化稍有素养的人，都不会否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追根溯源，必然的都归结于易经之中，从中得到最坚实的学理基础。

《易经》到底是什么，两千年来，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讲清楚，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说《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是大家又说不清楚这个源头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还会普遍地去承认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源头呢？不会仅仅是由于祖宗是这么交待的吧？是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祖先当然这样交待，但是，我们如何来理解这样的交待呢？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来有自，有一个能够把所有内容一以贯之的总的源头，《易经》就是这个源头。这是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的显著特点。

《易经》源于天文，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天文的观测与研究，还不仅仅停留在历法的成果之上，更重要的在于，她形成了一种人天合一的宇宙观，并在这样的宇宙观下，建立了一套人天一体互动的宇宙模型，在这样的宇宙模型下，人与天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通过这样的模型，最终实现了人天一体和谐。这个模型就是易。易经当然地包含着历法成果，但是，《易经》的成就已经远远高于历法。

伏羲氏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中华远祖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掌握了一套仰观俯察观测天文的方法，到了伏羲时代，已经用这样的方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天文经验和资料，伏羲氏在整理前人累积的这些天文经验和资料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开拓性的进一步观察研究，始作了八卦，这是易经的肇端。

人们通过对天体运行与地球气候生态变化的对应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切身所感受到的天文变化对自身的影响，发现了地球四季变换与天体中二十八宿的关系，并依据这一关系抽象出四象坐标的模型，即以鸟兽之文描绘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天文星象运行关系与规律，这也是我们现代数学中横纵坐标轴组成的四象限坐标的最原始来源，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又将北斗七星组成的北辰概括进来，就有了所谓的“四象即分，五行以出”的对这样的五方七星的抽象，而这样的抽象结果，就是五行体系的建立：金木水火居于四方，中央为土。这样，用五行体系，就可以完成坐标定位的功能。

古人归结万事万物的根本，未有大于天地者，老子所谓“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道是主导天地运行的规律，是无形而起作用的；有形的作用实体归结起来最根本的只有天和地，天初步可以以天体来理解，通常可以由太阳来代表，地球与太阳这种天体在运动中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可以用道来概括；人有灵感智慧即所谓的灵性，可以用来探索认识利用天地的规律，来达到“与天地合其明，与日月和其德，与四时合其序”的大人境界，从而突破人仅生理意义上的限于肉体之身的被动依附的小人境界，或者说裸虫的动物性的一面。故而，天地人并列为三才。才，有根本、起始之义，天地之间，最根本性的作用实体有三个，天、地与人，故称三才。

五行模型与三才的结合。太阳是天的代表，太阳的周视运动，以赤道坐标来定位；地球的自转，以黄道坐标来定位；人仰观俯察以白道坐标为基准。三套坐标体系形成十二方位坐标，有地干十二支出现，而三才配五行，将天地间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坐标基准囊括殆尽。三才配五行，就是易经建模的基础。易就是在这样的模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抽象概括世间万象的模型体系，由八卦而八八六十四卦具体定位十二方位。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观方法下取万物之象比类配以阴阳五行的最直接的成果，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同时，易经的成熟，也将这种中国文化的方法确定下来，说易经是群经之首，中国文化的源头，正是易经中所蕴含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基本方法。正是在这样的方法指导下，中华民族创造了文明的奇迹，为人类文明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必将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文化注重血缘的传承，里面有很深的蕴意，现代遗传学基因学对此稍有揭示，但是还远远不够，从女娲时代，随着部族的融合，已经开始注意这种规律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遵循这种规律的中华民族就此获得了生存的优势。但是，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关系来划分的民族，而是以文化认同来确立的民族，中华民族目前就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五十多个民族分别保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又共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兼容并蓄，以发现天地间根本方法并以之格物致知，效法太阳的精神，最终求明明德于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正是以这样的文化认同来确立民族认同的。

一种文明的产生，与她所处在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地处北温带，这里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四季变化明显而有规律，古人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发明了测量太阳影长的方法，使四季的规律更明确的表现了出来，这种方法就是测晷影。具体做法，开始的时候是堆八尺高的土堆，这是“圭”字的由来，后来演化为立八尺高木杆作为圭表，日复一日的观测测量纪录太阳的影长，总结其变化规律，在对这个规律的认识、研究和描述中，发明了用数字来表达这样的规律，这是数字实质上的真实起源，尤其是在大量观测资料的长期累积与研究中，发现了太阳与“十”数的关系，这是十进制的真实由来，到后期用十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寅癸来定位太阳的规律，所谓的天有十日，就是太阳的十数变化规律，而并不是没有这种文化素养的人乍听起来的天上有十个太阳。规范后的测量方法是取十二个方位，设立圭表，分取六组数据，以此记录下来，这就是六爻卦，数字卦就这样被应用起来。从当代的考古发现来看，数字卦确实是阴阳爻卦的前身，年江苏海安出土了距今年的数字卦，相继又在全国很多地方出土了数字卦，这些出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上古圣人对天文观测资料累积整理的过程中，天体运行规律逐渐为人类所认识，这些规律反映出数理的特征。人们在对天体观测的实践中，出于对观测资料的累积和处理的需要，发现了数字的规律，发明了计数的方法，天文观测活动促进了中国数理之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数千年的时间里，数担当了更多的使命，结绳记事远比现代人认识到的要复杂，远古人类观测天文的结果及保存天文资料，都是以结绳记事方式实现的，在历经十数千万年代代相承的天文观测数据整理中，逐渐深化对数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深化对天文的理解，天文和数理是一对相伴生的学科，独立于其他学科又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这样，到了伏羲时代，终于总结出了天文规律，人类经过历代不懈的努力，用人类自己的智慧，第一次品尝到了与天地同参的喜乐，骄傲地将自己与天地同列三才之中。三才观念与阴阳五行的整体观相结合的产物，就是易经，易经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结晶。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成果，更重要的在于贯穿易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在天体观测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阴阳五行的整体观方法论。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它独特的内涵，就是天体运行规律已明，从这个规律抽象出来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的整体观方法。文化，更是中国文化中同样具有特指的重要的概念，文，特指天文，文化即是以天文化人文，更确切地说，就是把从天文研究中得到的宏观整体的方法应用来治理人类社会，而宏观整体方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阴阳五行的模型，和应用这个模型的取象比类的方法。

《尚书·洪范》之洪范，就有宏观模型之意，洪范九筹，就是在这一宏观模型下取象比类研究国家治理问题而得到的九个原则。洪范九筹的提出，就是天文化人文的以文化之的过程。《尚书·洪范》是古人以阴阳五行模型为工具分析研究社会治理问题的经典应用案例，因而，它的方法论意义远远超出它具体的内容。我们以前对此似乎重视不够。

《易》经历了《连山》、《归臧》到《周易》的逐步完善过程，这符合客观的规律。

《易·系辞》，“上古圣人，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治”字，为千古疑案，先儒多有未解，此“治”当是“治易之学”义，说明易出现在文字书契之前。在文字书契发明之前，易经已经出现，而研究易学，必有大量的材料，还需要大量的数理推演，这些工作上古圣人是通过结绳记事来做的，并以这样的方式代代相传下来。随着天文研究的深入，不只是数据的纪录，还需要对天体现象和规律进行必要的描述，这种需求，就为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到了苍颉造字以后，也不是一下子文字就替代了结绳，在记录和传授这种研究成果的工具方面，文字还是辅助作用，这一方面说明了结绳记事的成功，并非文字比结绳就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说明由结绳转换为书契的工作相当的难。即使到了周代的中期，还保留着结绳记事的资料，老子时为柱下吏，所作的就是管理这种结绳档案的工作，因为高级繁琐大量的结绳档案必须以柱子为依托，这样，专用的建筑物内部有按规则排列的柱子，绳子固定在柱子上，结绳方法技巧非常的复杂，以此来完成结绳“图书”资料的管理，这是“老子柱下吏”的由来。

结绳的方法在民间还能够见到一些痕迹，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开发建设，民间文化风光不再，多数已经失传，或者正在面临失传的边缘，有关方面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建议有识之士发起建立绳结博物馆，广泛收集散落民间和世界各地的绳结样式，整理发掘抢救保留目前还能找到的各种结绳方法。这一工作对我们开拓上古文化研究的视野，具有非常的意义。既然是抢救，当然越早越好。

中国远古的历史中，充满着神话的色彩，或则说相当一部分的历史都是神话传说的历史。以文字记录的内容看，好像是荒诞不经，其实，如果了解他的来历，我们就会打开另一扇大门，来认识了解人类更加古远的历史。

我们可以设想，结绳记事的历史要比文字记录的历史更加的悠长，在文字产生之前，数理语言构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结绳是表达这种话语体系以纪事的主要手段。在更为高级的文字以及文字载体产生之前，把随手可得，又便于携带和保存的绳子作为数字的载体，实在是古人的一种方便。文字自产生以后，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发展阶段，其间经历了从字形到语法等很多的变化，才成为今天我们通用的成熟的交流工具，结绳是与文字完全不同的纪事方法，它的使用是以数字为基础，绳结的不同结法，就相当于字形的变化，绳结的不同排列组合，相当于语法或句法。但是，结绳毕竟以数字为基础，作为内容载体的绳结的内涵一定没有文字丰富，在文化的内容丰富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原因了。

结绳记事法纪录的历史，必定没有文字般丰富的内涵和精准的描述，但是她也一定有她独有的特点。对于后世来说，虽然由于脱离了当时的环境而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然而，毕竟因为她的存在而没有使一段历史成为绝对的真空，给后人还留有一定的线索可以探寻；另一方面，在原初的时代，结绳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演进功勋卓著，在当时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人们以这种方式积累他们认识自然得到的知识，传承文化的积淀，获得生存的能力；再则，在历经数千年乃至于逾万年的文化积淀后，这种独特的方式在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文化传统方面，具有童话般的魅力，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如儿童更容易听得懂童话故事表达的信息一样，人类处在儿童时期的时候，以这种方式纪录的童话历史，更容易塑造和形成民族的性格。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山海经》最大的可能就是用文字翻译的结绳记事的语言表达的经典故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山海经》中很多这样的痕迹。这样，《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其实质就可以理解为它是由结绳语言翻译为文字语言的产物。按照这样的线索，其他好多远古的神话，诸如盘古开天、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等，都可以获得深入的理解，自然会发现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

当然，我们会发现由于对结绳记事历史转述为文字的年代距离，还有结绳档案的保留问题，很多结绳表达的信息已经不是很确切了。这种转述也充斥了很多假想和神秘的成分，更不是现代流行的逻辑可以理喻的。但是，由于很多仍然沿用的是取象比类的方法，因而，还能够表达一定的文化含义，甚至在文化传承和民族性格塑造上，还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她又成为一种特殊而精美的文化艺术品，永远陈列在人类文化的殿堂之上，有待我们年轻的现代文明逐渐的深入地去认识借鉴。

女娲造人的故事，是转述的结绳记事故事之一。所谓的造人，我们对其进行解构，用现代语言来理解，其实是女娲领导设立氏族谱系，建立生育文明的事情。这应该是在当时人口增多，血缘关系复杂化，而且开始认识到已经显露出来的近亲繁殖对人口质量的诸多弊病，这时，女娲发明用结绳和泥人结合来记录氏族谱系，用绳来表示一个血缘脉系，用泥人来代表脉系上的人，开始的时候，还可以都用泥人来表示，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多，脉系的复杂，就用一个泥人代表这一谱系的祖先，放在一个谱系的开头，而下面众多子孙则简化为用泥球来表达。伏羲女娲是人面蛇身，而且有女娲与伏羲交尾合体的造型，这是形象化方法的应用，人面的原型就是泥人，代表部族的祖先，蛇身其实就是绳子代表的族系渊源，伏羲与女娲两个族系的结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重要传承。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姓氏家族观念，其由来或源于此，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经变迁，本根未断。

女娲补天的故事，其实是女娲领导的对历法的修正，其中练就五色石，很可能就是五行原理的发现与应用，或者说是用五行原理重新对天文历法进行修正，这就为伏羲氏作八卦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准备。历史上曾经有女娲与伏羲并称的时期，而且，伏羲手中持矩，女娲手中持规，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信息。规和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规与矩作为测天测地的工具，是中华文明的祖先的发明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科学依据，奠定了易经的理论基石。规测的是天，是圆；矩测的是地，是方，天圆地方由此而出。测量的结果用数字记录下来，数理规律就此被发现。

天文以及研究天文的工具——数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直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之前，这些成果的传承和发展还是主要由皇权来维护，而且是帝王合法性的依据，这些是古代帝王所注重的得天命的核心内容，古代帝王的核心使命就是“制历明时”，“使民以时”。

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另外有其独有的特殊性。

《易经·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王”者，“往”也，归往的意思，这里面的文化信息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包牺氏，并不是如其他文明或后世的首领以武力取得天下，而是天下百姓自愿的归往、拥戴而为首领的。天下为什么会归往、拥戴呢？是由于伏羲是研究天文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始作了八卦，发明了易，获得了研究自然开发自然能够与天地同参的整体观方法论，从而使人们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有效地利用自然，开始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故而天下往归之，共同享受文明成果。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

颛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帝喾“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研究确定“期三百六十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解决重大历法问题；

及至“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机玉衡，以齐七政”。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始祖伏羲氏起，历代圣王一脉相承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而是对天文的代代传承与研究探索，凡是在天文研究上有重大贡献，获得重大理论突破的，都是解决了当时重大生产生活问题的结果，因而在文化史上都占有突出的位置，三皇五帝莫不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学，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而是旨在发明天地之道德，使人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人天整体的学问，能够应用这一套人类得之于天地的学问来以此天文化人文的帝王，人们称之为圣王，天下自然欣然往而归之。因其能够法天则地，统揽乾坤，象天地之子，故名其为天子。

可见古代王者之治，并非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平衡者、统治者，而是领导人民对天地宏观宇宙资源的综合利用，惠及四海万方、泽被后世千秋、子孙万代的伟大事业的开拓者。之所以能够这样成功地作为，在于他们掌握了完整而成熟的理论武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方法论，就是这样的理论，历代帝王以此相授受。《论语》20.1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古制奉行天子禅位，这在尧、舜、禹尤为经典，其深层次原因不仅仅如现代一样选择一个继承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能否把历经千古的文化传承下去，中华民族上古时期，奉行的是以天文化人文的文化立国思想，具备领导这种文化运动的能力，天子才能当位，而不是当位就是天子，天子要有天命，获得天命，是天子合法性的依据。而天命，其实质就是，在思想上是否掌握了人天合一的整体观方法论这种先进的文化，在实践上是否能够应用整体观方法论下的阴阳五行模型熟练的取象比类，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的自然和社会问题，而力求解决问题必须站在人天整体的高度，惠及万方，泽披万代，这也是大禹治水和其父鲧治水的最大区别。

当然，天子所掌管的皇家实验室和研究院，同样是帝王授受的重要内容，那么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继任者是否具备管理和指导皇家天文实验室和律历研究院的能力。

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尧舜禹的时代对个人已经有很高的要求，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承当的，禅位制是必然的选择，我们知道，尧对舜，舜对禹都进行了相当长期细致的考察和摄政检验。

这样的体制，通过天命的形式，保证了学术的纯正，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远古时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代代传承不断发扬没有中断，使人类数千乃至累万年的文明进化的成果得以延续，可见其居功至伟。

从《尚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尧的时代是贤者政治，要把当时的贤者集中在自己的身边作为肱股之臣；到了舜的时代，舜把这些贤者进行了分工，使其各有所司。这就如现代的公司创业，在起步或发展的初期阶段，业务还不稳定规范，兄弟几个哪里有事到哪里，不必要分工很明确，这就相当于尧的时代；随着公司的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要各有职守，明确分工，流程化管理，各司其职，这，就相当于到了舜的时代。舜以孝名天下，孝的核心在于秩序，大孝就是人天合一整体观下的道德秩序，所以舜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其意义远远不止平定了水患，变害为利，为中华民族确立了生存发展空间；更伟大的意义在于中华民族百代相承的文化思想，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获得了一次最伟大的实践检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了九州一统的文化格局。

大禹治水，是在人天整体观的方法指导下，取自然之象比类于阴阳五行的整体观模型，河出龙马、禹贡洛书，理论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使之应用于治水工程规划和项目管理之中，使工程管理水平和人财物的统一运作协调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总结出类于洪范九筹的治国方略，使宏观管理水平在舜的分工基础上，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之奠定了文化基础。

夏商周三代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相当的重视，都将之作为立国之本，而且在基础理论研究上，都有所突破，具体表现为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是为三易，《易》始终是处于无可撼动的基础理论的地位。

文化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公案，就是文王得天命说。所谓的文王得天命，既是文王领导的易的研究获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在当时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可以知天之命，加之商纣自恃己力，极尽物欲，争利于民，这样就实质上抛弃了人天合一的整体观，抛弃了传统文化，荒废了基础研究，很多学者流失都到了偏居西北一隅的文王那里。

由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生产的发展，当时已经可以脱离天道，利用政权实施统治和镇压，商纣自恃武力，东西征伐，不以天道，民怨沸腾。这个时候的商纣，已经不信奉传统文化，本质上更不相信天命之说，视其为老一套可以抛弃的政治垃圾，而相信人性解放和武力征服，在听到文王得天命之说时，又不得以，而将其囚于羑里，在将信将疑传统文化到底有无如传说中的价值，又带有几分嘲弄的心态中，就用文王的公子伯邑考的性命测试文王是否得到天命。

武王革殷商之命，还要请出商朝文化的传承者箕子，从天人整体的高度、文化传承的延续和人民彝伦攸序的大义出发，向他请教商代的文化传承。箕子更是从此大义出发，毫无保留地将殷商得到的传承于历代的洪范九筹大法倾囊相授，武王因此丰富了周朝治国理民的理论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到周代都得到了完整有效的传承，其主流的文化核心是王者政治，所谓的王，是天下归往之义，而欲使天下发自于真心的归往，则其政治中必有确实的过人之处，这样，天子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支持引导人天整体的研究与实践，处在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前沿，掌握则天之行的方法，能够带领人民则天而行，人民就乐于跟从。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有效方便的文字载体，资料的采集、存档、保管、传承本身确实就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而且在当时，这已经属于高技术之列，也只有天子之位能够集国家之力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因此，这也就成了皇权的象征。这样的皇权也就不同于现代人观念中的权力意志的皇权。

周代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文化学者总结夏商两代的经验与教训，丰富和发展了礼乐文化，并以此作为经邦治国的基础和依据。